吴承学:先秦盟誓及其文明意蕴

挑选字号:   本文共阅览 653 次 更新时刻:2016-07-02 23: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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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先秦盟誓文是古代文体史初始阶段有代表性的运用性文体,它阅历了从口头形状向文字形状开展的进程,并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和有用特征:以神权维系社会诚信,以天谴神殛警诫违约失期者。明誓文的文明意蕴要比文学意味丰厚得多,它反映了前期社会中人们关于神权与强权、蒙昧与沉着、诚信与猜忌的诸种认识,盟誓文是我国古代前史最为悠长,文明内在最为丰厚的文体之一。

   我国古代文体史的研讨,必定要从我国古代文体形状的实际情况动身,防止套用西方的文体分类学的框框,削足以适履。比方先秦的盟誓之文好像从未进入现代的文学史家们的高眼,但它却是先秦年代常见的运用文体之一,而且代有其文。《文心雕龙》有《祝盟》之篇,此后其他文体学家相同留意到此文体,一些重要的文学选本也选入盟誓之文。(注:如《文章正宗》、《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总集都录入盟誓文。)本文以先秦的盟誓之文为首要目标,研讨其文体体系及文明含义。

  

   盟誓是从原始的诅誓咒语开展而来的,个别与个别或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出于某些意图而订立某种协议,为了相互取信,仅有可行的方法是对神灵作出恪守许诺的确保。盟誓的呈现,是根据人们关于神祇的一起敬畏。只要这样,神祇才或许成为各方所供认的见证人和监督者。盟誓的内容便是一起约好对不守信者,神祇将降下灾祸,予以赏罚。盟誓的威慑力,正是根据其时人们关于神灵一起的崇拜与敬畏观念,盟誓给参盟者构成一种巨大的束缚力与心思压力。在未有文字曾经,最早的盟誓天然只能是口头方法,文字发生今后盟誓才逐步开展成比较完好的文本。

   在春秋时期,战与盟是诸侯之间常常运用和替换运用的两种手法。诸侯与诸侯、大夫与大夫、个人与个人之间契约的履行,首要是靠盟誓来限制的。在此布景下盟誓也就成为诸侯之间一种十分重要和常用的活动,翻开《春秋》三传,比比皆是诸侯之间的会盟与背盟的行为。(注:拜见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四《盟会例》、毛奇龄《春秋属辞比事记》卷二《会盟》,两书收入《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渊鉴类函》卷一百五十六《礼仪部三•盟会》等文献。)“盟”字在《左传》呈现640次;在《公羊传》中呈现162次;在《穀梁传》中呈现172次。“誓”字在《左传》呈现22次;在《穀梁传》中呈现1次,在《公羊传》中没有呈现。(注:参阅李波等主编《十三经新索引》,我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据该书计算,在《十三经》中,“盟”字共呈现997次,“誓”字呈现92次。)“盟”字的运用比“誓”字频频得多,这是由于“盟”实际上往往包含了“誓”的内容。

   诸侯之间的盟誓,正是社会开展到某种特别阶段的产品。《春秋》隐公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穀梁传》释:“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诸侯之参盟所以始,故谨而日之也。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范宁说:“五帝之世,道化淳备,不须诰誓而信自著。”(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刻本,1980年版,第2370页。下引范宁语不再出注。)“夏后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孟津之会,众所归信,不盟诅也。”“二伯”指齐桓公、晋文公。《穀梁传》认为,此处特别记载盟的日期,是含有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诸侯之间的盟,正是互相之间互不信赖的产品。故范宁解说说:“世风交丧,盟诅兹彰,非能够经世轨训,故存日以记恶。盖春秋之始也。”所谓“世风交丧”,是由于割裂与战役的呈现,人际联系发生诈骗与互相之间的不信赖。正是由于“世风交丧”,才发生盟誓文体。因而,范宁在解说《穀梁传》时把盟诅的呈现作为春秋年代开端的标志,《穀梁传》关于《春秋》笔法的阐释不必定彻底精确,但关于诰誓、盟诅等文体发生以及交质子等行为的年代性剖析,却是有道理的。除了《穀梁传》隐公八年的记载之外,《公羊传》桓公三年也称:“古者不盟,结言而退。”也便是说古人不必歃血盟誓,但信守许诺,协议讲定了就告退。他们都认为在春秋曾经,皇帝与诸侯之间,有约好的誓词,但无诅盟。

   古代文体学家也遍及承受这种前史观念,刘勰《文心雕龙•祝盟》说:“在昔三王,诅盟不及,时有要誓,结言而退。”他认为在夏、商、周即三王年代,人们之间相互信赖,互相恪守许诺。所以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协议一经商定就履行,不需用咒骂加以束缚。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盟》与刘勰所言相同,他进一步认为在三王年代人们之间也有誓词,但仅仅如此,并不触及以鬼神来赏罚的咒骂。诅盟的呈现与昌盛是由于人们之间缺少忠信,才需求借助于鬼神。“三代盛时,初无诅盟,虽有要誓,结言而退罢了。周衰,人鲜忠信,所以刑牲歃血,要质鬼神,而盟繁兴,然许久渝败者多矣。”其实盟誓在春秋年代之前应已呈现,可是作为形状老练的官方文体并在国与国之间大规模运用,应在春秋今后。古人之所以提出这种前史观念,首要是为了着重诰誓盟诅文体发生的特别年代性。

   据《周礼•秋官》记载,其时专门有“司盟”之职,主管盟书及其礼仪。司盟所管规模甚广,邦国之盟是其大者,此外大众犯法违约,使其盟诅,誓不再犯;保存大众之间生意、假贷的券契副本,以备呈现争议时验证;狱讼当事人先必盟诅,确保所供为现实,如有虚伪将受罚。可见先秦盟誓运用规模是适当广的。从现存文献看来,三代也有誓师之文。正如《周礼•士师》说:“誓,用于军旅。”是出征时劝诫将士之辞。一般为了师出有名,首先要声讨征伐目标的罪过,再表明齐心协力参与战役的决计。这种誓与盟誓实质是不同的,它虽然也以神祇天主作为世人施行举动的督查,但其所誓是同一集团或同盟为了一致完结某一意图强大声威所作的。春秋的盟誓与从前的盟誓最大的不同,是选用了诅盟,而且逐步构成一套完好的礼仪方法。从单纯的许诺到制度化的盟誓,标志着人类之间的信赖现已呈现某种程度的危机,只好借助于外在的力气即鬼神崇拜的介入来消除这种危机。“盟”的方法也有一个开展进程,春秋初期,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经过盟的方法联合起来抵挡第三国或别的的军事集团,同盟国内部的联系仍是比较相等的,春秋中期今后,呈现由盟主来主盟的局势。(注:参看徐连城《春秋初年“盟”的讨论》,载《文史哲》,1957年11期。)

   盟誓与古代巫术之咒骂有密切联系。《尚书•无逸》:“民不然厥心违怨,不然厥口诅祝。”是说假如统治者紊乱先王正法,大众心里仇恨他们,在口头咒骂他们。孔颖达疏云:“诅祝谓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谓之祝;请神加殃,谓之诅。襄十七年《左传》曰:‘宋国戋戋,而有诅有祝。’《诗》曰:‘侯诅侯祝。’是诅祝意小异耳。”盟往往包含了诅的内容,但盟与诅又不同。《诗经•小雅•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诅尔斯。”《传》曰:“民不信任则盟诅之。”孔颖达疏曰:“盟大而诅小,盟诅虽巨细为异,皆杀牲歃血告誓明神,后若背违,令神加其祸,使民畏而不敢犯也。”所谓“三物”也便是豕、犬、鸡,以三牲来求神降祸于对方,这便是诅。(注:有人认为,豕、犬、鸡的运用也有不同等级。拜见孔颖达说。《十三经注疏》第455页、1266页。)《左传》隐公十一年记郑伯让每百人拿出一头猪,每二十五人拿出一条狗或一只鸡,用来咒骂射杀颍考叔的人。当诅用于正规场合以求神对不守诺者降祸时,实际上也便是盟了。即盟与诅往往合二为一。如《左传》襄公十一年春记季武子将作全军,“乃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

   盟誓的实质是用外在的、强制的、带有要挟性的方法来坚持互相的诚信,其发生的条件恰是互相缺少诚信,由于互相诚信则不须诅盟,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祝盟》篇所说:“信不由衷,盟无益也。”“忠信可矣,无恃神焉。”假如缺少诚信,诅盟效果也不大。《穀梁传》僖公五年曰:“尊王世子而不敢与盟也。尊则其不敢与盟何也?盟者,不信任也,故谨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是说诸侯敬重周王世子,不敢与周王世子会盟,由于但凡结盟,都是由于互相之间不信任赖,只好经过结盟的方法,束缚两边的诚信。各诸侯国当然不敢对敬重的周王世子表明不诚信之意了。“盟者,不信任也。”此句深刻地提醒了盟誓的社会布景和心思根底。《左传》昭公三年谓“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说“不协之故,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衷。”也便是说,由于不和协的原因,才请求在尊神面前理解立誓,以求天意保佑。已然盟誓是一种在互相之间不信赖的根底上强行取信的文体,这种文体的内部就必定存在着难以谐和的对立和不行战胜的先天缺点,而盟誓所表现出来的杂乱的文明意蕴也正是根于此。

   从理论来说,其时人们之所以盟誓,正是认为盟誓是十分慎重之事,是有束缚力的,应该遵照,这也是人们运用盟誓的初衷。《左传》成公十一年“齐盟,所以质信也。”《左传》襄公九年:“盟誓之言,岂敢背之。”《左传》昭公十六年:“世有盟誓,以信任也。”《左传》哀公十二年,子贡说:“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财宝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寡君认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能够说,盟誓正是其时人们消除互相之间信赖危机所能选用的最理想的方法——虽然其缺点是清楚明了的。

  

先秦诸侯之间的盟誓,是十分严肃崇高的典礼。盟与誓方法上有所差异,盟用牲而誓不必牲,仅仅约言罢了,所以盟比立誓要更为慎重正规些。《礼记•曲礼下》云:“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约信曰誓,莅牲曰盟。”郑玄注:“坎用牲,临而读其盟书,聘礼今存,遇会誓礼盟亡。誓之辞,《尚书》见有六篇。”孔颖达疏曰:“约信曰誓者,亦诸侯事也。约信以其不能自和洽,故用言辞共相束缚,认为信也。若用言相束缚以相见,则用誓礼。故曰誓也。”“莅牲曰盟者,亦诸侯事也。莅,临也。临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杀牲歃血,誓于神也。若束缚而临牲则用盟礼。”盟誓是重要的礼制,故有担任此类礼仪的人员。《周礼•春官宗伯•诅祝》谓其时有“诅祝”者:“诅祝掌盟、诅……,作盟诅之载辞,以叙国之信誉,以质邦国之剂信。”贾公彦疏曰:“作盟诅之载辞者,为要誓之辞,载之于策,人多无信,故为辞对神,要之运用信,故云以叙国之信誉。”《周礼•秋官•司盟》谓其时有司盟之官:“司盟掌盟载之法。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既盟则贰之。”所谓“载书”也便是指盟辞。郑玄注:“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孔颖达在《礼记•曲礼下》疏时所说更为详细:“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杀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从上述诸说法看,盟礼最首要的典礼是杀牲歃血而在神灵面前立誓,以神灵为盟誓之证。这些神灵大致可分为天主诸神和其他天然神如日月山川之类。盟礼的进程大致是先掘地为方坎,在坎上杀牲,杀牲时先割牲耳,盛于珠盘,取牲血,盛于玉敦。由司盟蘸血写盟书,并宣读盟书。主盟者先微吸牲血(或以血涂口旁),然后由参盟者依次为之,这叫歃血。以歃血方法来取信,正是原始社会人们关于血的宗教观念的剩余。在盟誓的礼仪中歃血的次第是以尊卑为序的,《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秋,七月辛丑,盟,吴、晋抢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吴国与晋国争着要先歃血其实便是争当盟主位置。又《国语》晋语八“宋之盟,楚人固请先歃。”也是意在争盟主位置。为什么要杀牲,除了歃血之外,还还有含义。依孔颖达说:“杀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违,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春秋左传正义》卷二) (点击此处阅览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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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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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历:《文学评论》(京)2001年01期第102~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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