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光清:不断提升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多中心协同治理角度的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 次 更新时间:2019-05-20 09:38:26

熊光清 (进入专栏)  

   摘 要:中国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为一种独立的社会舆论形态,提升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塑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是营造良好社会舆论环境的重要环节。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源于对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提炼和升华,它将治理理论所蕴含的对治理主体及治理主体之间关系的要求具体化,为提升网络舆论引导能力提供了非常好的视角和解决方案。从多中心协同治理的角度看,在提升网络舆论引导能力过程中,党和政府发挥引领作用,市场主体(主要是网络运营商)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协调,网民加强监督和自律,这些不同主体的不同作用形成协同效应,就可以有力推动网络舆论场域的和谐有序发展。

   关键词:网络舆论;网络治理;多中心协同治理

  

   多中心理论重视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等多元主体的治理作用,并特别强调社会组织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协同学深刻揭示了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协同现象,为提高人类认识能力提供了重要工具。协同学中“协同”意指,系统内子系统及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就会产生协同效应,从而使系统从无序状态走向有序状态。我们将多中心理论与协同学整合在一起,并将之运用到治理理论与实践中,提炼出了一种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1]多中心协同治理,就是既要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又要使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能够配合好、协作好,一旦产生协同效应,就能够达到最优的治理效果。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广泛运用以及中国网民的不断增加,中国网络舆论已经形成,并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舆论力量。网络舆论场作为一个自组织的复杂性系统,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从简单到复杂,从幼稚到成熟的成长特性。[2]尊重网络舆论场的这种特性以及网络舆论环境和网络舆论形态的复杂性,运用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作为探讨提升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的视角和方案,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现实性。简单地说,提升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凭借单一主体和单一手段必然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必须要动员党、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让它们发挥各自优势,只要形成协同效应,就能够推动网络舆论场域的和谐有序发展,实现引导网络舆论的目标。

   一、党和政府加强网络正面宣传与网络监管,发挥对网络舆论的引领作用

   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与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特点存在很大差异,因而,网络舆论的形成与形态与传统媒体形态下的社会舆论也有很大差异。在互联网环境中出现的新媒体(比如:微信、微博、直播平台、视频网站,等等)是以受众为中心的,其特点是直接直观、高效便捷、互动性好,这跟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在以微博和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兴起后,这种差异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当前,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微信在中国网络社交领域形成了独霸天下的局面,许多网民不断从其他社交平台向微信转移,微信不仅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受到网民广泛欢迎,而且也日益成为网民获取信息的重要工具。微信的私密性使激进言论可以得到有效保护,微信的高普及率使激进言论可以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微信的强关系特征也加剧了社会舆论走向激进的可能性。[3]在使用微信获取信息和进行交流的过程中,网民讨论公共事务和公共议题,推动了网络舆论的形成。

   在网络舆论作为独立舆论力量的强势地位不断显现的过程中,网络舆论领域的问题也变得非常突出。特别是最近几年来,网络空间中违背公序良俗和社会基本道德的信息,以及其他非法信息、涉嫌犯罪活动或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非常多。同时,各种社会思潮纷纷登场,有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也有很大的影响。加之,中国网络文化产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难以完全满足人民的需求,西方国家的网络文化产品不断输入中国,也增加了中国网络舆论的混乱。

   提升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必须发挥党和政府在网络舆论中的引领作用。近年来,各级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网络舆论的引导工作,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各级党政机关积极支持传统主流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加强对网民的网络道德建设,强化对少数意见领袖的正面引导,重视发挥专家学者的积极作用,注重网络评论员队伍建设,加强网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4] 主流网络媒体在加强和改进网络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切实提高了网络正面宣传的质量和水平,对积极传播网络正能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应把互联网视为思想政治领域的重要战略资源,紧紧掌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毫不夸张地说,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继领土、领海、领空和太空之后的“第五空间”,变成了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重要阵地。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重点要解决好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有些人企图让互联网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变量。”[5] 2019年1月,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应加强对意识形态话语权重要性的认识,深化对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新变化与新特征的理解,提高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

   从监管角度看,由于互联网信息传播渠道的复杂性,网络信息监管存在很大难度,并且,由于网络信息传播方式的特殊性,也难以对网络信息进行严格控制。再加上,各种不同性质的网络媒体和各种不同形态的媒体所组成的媒体结构体系极为庞杂,不可能将它们全部纳入监管体系之中。这些问题导致对网络信息的监管存在非常多的难题,也使得网络舆论场域存在不少问题。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6]可以说,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和监管,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十分重要。

   2011年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立。2014年2月,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此后,各级党和政府相应成立了相关机构。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改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这为加强网络舆论引导与监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组织保障。在网络舆论的引导和监管工作中,这些机构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对推动网络治理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要进一步完善网络立法,加强网络执法和增进网络守法,明确党和政府相关部门对舆论引导工作的职责分工,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协调机制,提高网络舆论引导效能。同时,要加大资金投入和科技研发,鼓励有技术力量的企业参与相关技术与产品的研究和开发,提升网络基础设施的升级与更新速度,增强网络安全的防控能力。[7]还要借鉴国外加强网络舆论引导与监管的成功经验,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提升中国网络舆论的引导水平。一些新的网络安全技术(例如:硬件身份验证、云技术、人工智能等)在网络安全领域将有会更大发展前景,可以有效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值得加大力度进行研发。

   二、要运用市场力量推进主流媒体的“融媒体”建设,并发挥网络营运商的引导与监管作用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7.7%;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7.88 亿,上半年新增手机网民 3509 万人,较2017 年末增加

   4.7%,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达 98.3%。[8]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大大提升,信息传播的新技术形式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民众作为信息接受者的角色也在发生重要变化,他们正日益由单向的接受者变成接受者和传播者的双重角色,同时,他们接受信息的习惯与渠道也在发生重大变化。这样,要加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能力,就必须促进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发展,特别是要重视推进“融媒体”的发展。

   在新兴媒体的重大冲击和社会舆论格局重塑的进程中,推进“融媒体”建设是加强对社会舆论,特别是对网络舆论引导与监管工作的重要路径。主流媒体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推进器,历来都是党和国家信息传播和政策宣传的主阵地,在当前的社会舆论引导中仍然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传统主流媒体要更好地发挥这种舆论引导作用,必须顺应互联网兴起所形成的重大冲击和变革。“融媒体”可以有效整合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不同类型的媒体,充分发挥其各自优势,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目标。当前,不断推进“融媒体”的发展,探索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途径,并运用各种新形式和新渠道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不仅十分重要,而且非常必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强调,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2018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2019年1月,习近平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他强调,党报、党刊、党台、党网等主流媒体必须紧跟时代,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加快融合发展步伐,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当前,在加强主流媒体的融媒体建设过程中,要特别重视运用新媒体(例如:微博、微信、微视频等)以及各种网络技术,借助图像、视频、动漫等多种表达方式,变单一化的文字传播为立体化图、文、音、像等方式的传播,尽可能创造出适合移动互联网传播的新形式,不断提高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吸引力。

   当然,加强“融媒体”建设,并不能忽视传统媒体的发展,也不是要否定传统媒体在社会舆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党报党刊和其他党所控制的媒体在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工作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发挥党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即便是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作用,也仍然需要发挥这些传统媒体的优势。特别是针对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和影响大的热点问题,传统媒体必须发挥主导性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舆论。

网络运营商作为网络运营的重要承担者,要充分发挥其在网络舆论的引导和监管中的作用。网络运营商有责任承担一定的网络舆论引导责任。网络运营的重要内容就是,网站选题策划及网络信息发布;网络信息的跟踪与分析;网站流量的统计分析与改进建议,等等。可以说,网络运营与网络舆论的形成关联性十分密切。网络运营商不仅能够从网络角度掌握网络运行状况,还能够从服务角度了解网络运行状况。网络平台就是网络信息传播的中枢,具有遏制有害信息传播的能力,也是网络舆论生成的物理空间之所在。可以说,网络运营商具备很强的引导网络舆论的资源优势。当前,互联网行业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重要位置,确立相应的行业规则、用户信息和公民隐私保护规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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