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我认识的“老犯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7 次 更新时间:2019-06-10 23: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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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进入专栏)  

  

   我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但是他那刚过了而立之年,就已显出苍老的面孔和略带佝偻的身躯却总是会浮到我的眼前来。

   记得我头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只觉得他又矮又小又老又瘦,一副猥琐的样子。当时狱警拉开牢门时,他毕恭毕敬地低头弓背面对牢门,满脸堆笑,活脱脱一个油头滑脑的老犯人。

   那天我刚刚从一个北京炮局看守所拉回工厂去批斗了才拉过来,连东南西北都没弄清楚。看到他,马上就想到电影里见过的那些坏人。因此,当狱警在我身后把牢门哐当一声锁上后,摸不清状况的我完全没有想要搭理他。

   没想到,狱警的脚步声刚从门口离开,他就一步跨到用高低不平的十几根光溜溜的半圆木拼成的床铺上,从我手里夺过狱警给我的一床薄薄的、里面的棉絮满是窟窿的被子,帮我叠好放在床的里头。并告诉我,我刚进来,肯定还不习惯这个高低不平的床板,他已经习惯了,因此他把稍微平一点的中间让给我睡。同时压低嗓门一一告诉我牢房里“政府”——他总是把这两个字挂在嘴边上——定的各种规矩。如平时起床要叠好被子放在床里头,犯人不能站在床上或地上,必须要下床面对门坐在床头;床头的塑料桶是马桶,一定要盖严,否则屋里味道太大;每天上午几点会放人出去倒马桶,必须在几分钟内抓紧倒净洗完返回号里,否则会被罚;一周有几次放风,每次放风会放多长时间,经过楼道下楼时千万不要停下来,也不要东张西望,如此等等。

   同屋还有一个比我稍小些的犯人。当天我就知道了他和我都是因“四五”天安门事件进来的。他是在4月4日当晚下夜班后没事,陪着师傅到天安门广场看热闹,意外被抓了个现行,抄了进来的,一直关到这个时候。只被审了几次,就再也没人理他了。一提到他的师傅和他的家里人,他就会扑簌簌地掉眼泪。

   我刚进来的那些日子,几乎天天被押去审问。一审就几个小时。每次被提出牢房后,他们两人都会偷偷地扒着窗户,透过油漆剥落的玻璃缝隙,看我被穿便衣的警察从一楼侧门押着走出去的情形。每次回来,牢门刚一关上,老犯人都会马上把已经凉了的饭菜递到我的手上,催着我把饭吃完。

   监狱里的饭千篇一律。每顿一个窝头(一周会有一次给吃馒头),一碗菜汤,菜汤面上会有几片闪着亮光的明油。我的饭量不大,关在狱里又不运动,一个馒头也还凑合。但那个才19岁的徒工就不行了,因此,我进来后发现,几乎每顿饭,老犯人都会把他的馒头或窝头分一半给他。

   老犯人在牢房里最拿手的余兴节目是唱歌。他的嗓音不错,虽然不敢让狱警听到,声音放得很小,但是他小声哼唱的那些我听也没听过的各种中外歌曲,还是会让我觉得即使在牢里,日子有时候过得也还算得上心旷神怡。我也因此从他那里学了上百首中外名曲。

  

  

   其实,被关进这里几天后,我就知道了老犯人的大致经历。先是小犯人告诉我他是小偷,然后是他主动告诉了我他从十几岁开始,因偷窃,几次被教养,到被判刑的经过。说起来,我和父亲去干校前夕,曾全家一同去前门买棉衣等。就在公共汽车上,被小偷偷去了全部准备买衣服的钱和积攒了将近一年的布票、棉票。因此,对小偷,我曾经十分反感和愤恨。可是,当老犯人把他的经历讲给我听之后,对他我却无论如何也恨不起来。

   说来奇怪,我过去印象中的小偷,一定是家境很差,缺吃少穿的穷人子弟。然而,老犯人的家竟是书香门第。其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母亲还是北京市某名牌小学的校长。家里既不愁吃,也不愁穿,他从小就学过弹琴,会识五线谱,很喜欢音乐,而且看了很多闲书。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因为有一次挨打躲出去,连着两天没回家,跟一个大些的孩子去偷人家的东西被抓,母亲因为觉得有辱家门,坚持不去领他,后来经父母同意,把他送进了工读学校。从此他就和更多的坏孩子走在了一起,学了更多的偷窃手法,再也改不掉偷窃的习惯了。

   当然,每次被抓到后,他都想过要改掉偷窃的毛病。但他告诉我说,染上这个毛病后,人就像是吸了鸦片上了瘾似的,一有机会在眼前手就痒得不得了。终于,他在15岁时被送去劳教了几年。出来后,因为生活无着,家里也不理他,再度偷窃,再度被抓,又赶上了“严打”,作为屡犯,又超过了法定年龄,因此被判了7年刑。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将近30岁了,既无工作经历,又没有单位接收,城里几乎无处立脚,于是街道上一纸报告,把他定为“四类分子”,送去延庆山村里交贫下中农实行管制劳动。

   这个时候,我已经大致弄清了关押我的这个地方。这是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又叫半步桥监狱。

  

  

   1976年7月,我入狱两三周后的一天半夜,突然间天摇地动,把我们全都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满楼道里犯人们大呼小叫,砸门哭闹,恐慌至极。但是,因为监狱把牢房的门统统换了包有厚厚铁皮的沉重木门,只在齐眉高的地方为方便狱警监视犯人的动静,从外面开了一扇小铁窗,必须从外面拉开才能打开。对外的窗户,又全部刷上了厚厚的油漆。因此,犯人们几乎无法得知外面的任何情况。尽管所有人马上意识到这是极剧烈的地震,因狱警全无声息,犯人们声音再大,也无能为力,只好听天由命。

   我们号里的小犯人喊哑了嗓子,兀自坐在铺边哭泣。老犯人虽然搂着小犯人的肩头未吭一声,但是牢房每震颤一次,他都会神经质地嘟囔一次“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直到余震消失。

   记得在那个白天,老犯人一反往常笑嘻嘻的一脸轻松相,一声不吭地坐在床上,眼睛发呆。我当时试图和他讲话,他都只是心不在焉地嗯嗯两声而已。直到晚上熄灯之后,他才突然在我耳边小声地问我:“你想你家里人吗?”我记得我应了一声。又过了一会儿,他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妈今年60岁了。”

   整整一个晚上,他把自己的头包在被子里面没有出来。我分明听到他在暗暗抽泣。

   又过了一个多月,因为没有报纸,没有广播,除了白天黑夜,我们谁都搞不清楚是哪一天。只知道清晨突然间听到外面有大喇叭持续不断地响起震耳的哀乐声,我们当即猜测是毛主席去世了。又过了一周多时间,小犯人意外地被释放了。那天老犯人也显得十分激动。他悄悄地告诉我,按照他所了解的各国的惯例,他估计新的领导人应该会实行大赦。但是,他似乎对自己的前途并不乐观。他问我:“如果实行大赦,是不是应该所有犯人都能赦免呢?”我当时有点不以为然。因为小犯人的释放,并不像是得到了特赦令的样子,也听不到甬道里有更多犯人被释放的声音。但是我还是告诉他,如果真有什么大赦,他这种小偷小摸的犯罪,应该都会被赦免。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对我讲了实话。原来,他这次并不是因为偷东西进来的,而是因为“反革命”!

   一个小偷成了反革命,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但却是真的。

   他的变化原因很简单。他被送去农村管制劳动。作为“四类分子”,在农村中就像麻风病人一样,所有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他们每天清晨四点钟就被赶起来打扫村里的街道,天亮以后再被赶去做最苦最累的工作,直到晚上回来,大部分时间都被人看管着。工分值最低,房子住得最烂,经常吃不饱饭,离村还要打报告,节假日别人放假他们照样要劳动。至于年轻人想娶媳妇,则连门儿也没有。被管制了几年之后,他和另外一个年轻的四类分子终于觉得生不如死,下决心逃跑了。没想到,两人没经验,以为到城里找钱容易,想着一路从各城市南下跑出境去。却不料城里的革命群众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几天后就给抓了回来。这回更惨,两个人被接二连三地斗争不说,还被吊在房梁上打得死去活来。

   此事之后,两人老实了一段时间。但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渠道听到了台湾的广播,里面说得天花乱坠,说是只要给香港某信箱写信,就可以得到经费。于是,这两个走火入魔的人,竟然信以为真,想着写封信就能拿到钱,然后再往境外跑。老犯人于是自封什么“燕北支队参谋长”,然后按照广播中的地址给香港这个信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自然落到了公安机关的手里,他们两人也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听了老犯人讲的情况,我半晌没说话。我怀疑他们这种人会不会得到宽宥。虽然当时我并不清楚我有没有得到特赦的可能,但也没有把握认定他的罪状会比我的轻。他却明显地充满了幻想。他始终认为,他并没有反革命的意思,实在是因为在农村作为“四类分子”,活不下去,想用这个办法逃出去而已。并且他认为他实际上也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他会吸取这次的教训,应当能够得到宽恕。

   我在一个月后被换到另一个号子,然后在1977年1月初被无罪释放,以后随着天安门事件平反而得到彻底平反,从此很长时间再也没有听到老犯人的消息。

   直到这一年5月1日前夕,我鬼使神差地偶然留意了一下街道上的布告,赫然看到了被打上了红×的他的名字。尽管我这还是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但他名下的罪状,分明可以锁定是他无疑。罪状的大意是他阴谋勾结国民党反动派,蓄谋秘密组织反革命武装,自封燕北支队参谋长,最后是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字。布告张贴出来之际,他已经被处决了。

  

  

   这位年不过30多岁的“老犯人”的悲剧命运,让我产生了很多疑问。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好人家出身的孩子,那样轻易地就被他的家庭抛弃了?为什么一个犯了错误的少年一定要用那样的方法来惩治,以至于近朱近墨,愈陷愈深,无以自拔?为什么当时要制定什么“四类分子”的政策,而将有过这种那种犯罪经历者逐出城市,送去农村管制劳动,从而造成被管制者的悲剧呢?

   实际上,自1980年代以后,这个社会上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四类分子”全部被摘了帽子,甚至连“反革命”也已经不能入人之罪了。过去被视之为反动的“人性”“人道”等观念和意识,也开始出现在官方语言当中了。换言之,如果老犯人能够活到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他应当不会为他当年冲动和愚蠢的行为付出生命的代价了。

   我是幸运的,赶上“四人帮”被打倒,“四五”天安门事件被平反,而且有幸读了大学,并且竟然做起了学问。我很庆幸我有机会从事了现代历史的研究,它让我能够利用我所学的专业,回过头去努力澄清我内心中多得不可胜数的疑问,去思考这个社会怎样才能让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过上平静的生活。不错,对于众多学者来说,这可能有点不务正业。因为他们更喜欢把自己关在象牙塔内,更认同高雅和专业。但是,面对历史上和社会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我却无论如何也高雅不起来。这不仅是因为我的学养问题,而且是因为我的经历、性格和对所剩时间的紧迫感,因为我无法脱离现实社会、脱离构成这个社会的芸芸众生的命运来思考问题。

   而且,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必以人为本。换言之,我从不认为,学问之道,求的是研究怎样学术,学识如何广博。我不相信,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有人做学问,是因为学问家必须要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我认为,学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必定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益。用中国亚圣孟子的话来说,就是:“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用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以达到人类的最高目标,即达到人类的改善为归宿。”

  

   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让每一个关注历史的读者了解“人生而平等”的道理,懂得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学会因关注他人的命运而养成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进而达到改善人类生存状况和质量的目标;如果我们的研究反而会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立场,造成更多的仇恨、对立甚或伤害,那我说,这种学问不要也罢。

   学问有道,求仁义而已。“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心而不知求,哀哉!”吾既认定此道,“虽千万人,吾往矣”。

   (本文原载《同舟共进》2018年第6期,作者系文史学者、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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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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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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