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如何思考政治腐败:基于概念的理论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3 次 更新时间:2019-06-17 12: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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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  

  

   腐败,追根溯源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越来越表现出“去政治化”的趋势。在大部分的文献中都不太区分一般性的腐败和政治腐败(political corruption),许多论著的标题中使用了“政治腐败”,但从定义到测量,其中的腐败都非常不政治。这种腐败问题的政治化和腐败研究的去政治化二者之间的背离,使得腐败研究越来越难以满足解决腐败问题的要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概念和研究的背离,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从理论上考虑清楚政治腐败的概念问题,因此无从区分政治腐败和一般性的腐败,也不知道我们在谈论腐败时,其政治性的含义到底指的是什么。因此,本文的主要目标就是尝试反思“政治腐败”这个概念,从理论上探讨腐败的政治性含义。

  

腐败的一般化定义与去政治化的腐败研究


   腐败一般被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但是这一定义非常宽泛,对于什么是公共权力和什么是私利都没有明确的限定。这种定义下的腐败可以发生在政治领域,也可以发生在非政治领域。因此,有些学者尝试寻求更为准确的定义,以缩小这个概念的解释范围。黑登海默(Arnold Heidenheimer)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三个取向的腐败定义:以公职人员为中心的定义,以市场为中心的定义,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定义。黑登海默的类型学基础是典型的行为主义范式,公职人员可以看作是行为主体,市场是行为性质,公共利益是行为的后果,在此基础上我们把关于腐败的定义进一步归纳为:基于行为主体的定义,基于行为性质的定义,基于行为后果的定义。

  

   基于行为主体的定义可以大致归类于黑登海默所说的“以公职人员为中心的定义”,代表人物为约瑟夫·奈(J.S. Nye)。奈将腐败定义为:“腐败是因考虑(家庭、私人团体)金钱或地位上的好处而偏离公共角色规范职责的行为;或者违背某些规则而以权谋私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贿赂、裙带关系和不正当的占有。”以“公共职位”为中心的定义大大缩小了腐败的范围,排除了所有公共职位之外的违法行为。这个定义主要强调的是行为主体,而不强调行为的性质和后果。

  

   基于行为性质的定义大致对应于“以市场为中心的定义”,代表人物为凡·克莱弗伦(Van Klaveren)。他把腐败定义为:“一位腐败的文官视其公共职位为一种经营,他将寻求最大限度地扩大这个职位的收益。他收益的多寡有赖于市场状况以及他在公共需求曲线上发现最大盈利点的能力。”根据克莱弗伦的理论,权力可能是有价格的,虽然不能像合法市场那样透明和公开,但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权力能换取的私人利益是有规律可循的。

  

   基于后果的定义大致对应于“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定义”,代表人物为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他对腐败做了如下的定义:“只要一位掌权者,他在作为负责某项工作或负有某种责任的职员或官员时,受到金钱或其他好处(比如在未来获得某项工作)的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同时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腐败就可以说存在了。”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定义特别强调腐败行为的后果。在上面这个定义中,费里德里希除了强调行为主体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之外,还强调了如果一种行为要构成腐败,这种以权谋私的行为需要带来某些后果,尤其是损害公共利益。

  

   在总结了行为主义范式的腐败定义之后,可以发现,无论哪个角度的定义都没有特别去强调腐败的政治性内涵,因为政治性强调的是与个体行为相反的方面,那就是个体所嵌入的制度环境和系统,政治腐败是一种制度化和系统化的腐败,从个体行为的角度无法归纳政治腐败的核心特征。在行为主义范式腐败概念的影响下,对腐败的解释也越来越呈现出去政治化的趋势。去政治化的腐败研究并不是指在腐败研究中特别有意识地去剔除议题中的政治含义,而是为了把腐败问题纳入某一个研究视角下进行观察,但却不自觉地淡化了其中的政治性含义,包括法律主义、理性选择的个人主义、文化主义以及道德-心理主义四种路径。

  

   1.法律主义

  

   毫无疑问,许多腐败行为都是典型的违法犯罪行为,比如贪污、行贿、受贿、挪用公款等。这些行为盗取国家财富,扰乱了正常政治秩序,阻碍了政治制度的功能发挥,因此大部分的国家都会明确用法律的手段来反腐败。斯科特(James Scott)认为,区分腐败与否最简单的标准就来自法律。如果一个以权谋私的行为在一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被法律明确禁止,那么就是腐败的;如果法律条文中不禁止,则即便其在文化和道德上符合以权谋私的定义,也不是腐败。从法律主义的视角来观察腐败,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进行比较。如果想知道在一个国家里什么是腐败,什么不是腐败,只要看法律的规定就可以了,被明令禁止的那些行为在这个国家中肯定属于腐败行为。但如果仅仅把腐败行为简化为违法犯罪行为,会极大淡化和忽视腐败背后的政治因素,原因在于法律条文仅仅是政治博弈的后果,它很可能被用来巩固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如果立法权本身就是腐败的,那么当权者完全可以用立法的方式来巩固其私人利益。

  

   2.文化主义

  

   文化在解释人类的行为选择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腐败也不例外。就有关腐败与文化关系的大量文献来看,主要是用文化作为对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范式进行一种替代性的解释。在持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家看来,腐败与一个地区的文化无关,腐败的发生是由当事人在基本的成本-收益分析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但是持文化中心论的学者认为,文化或者说“价值观”对个体在相同情景下的不同选择起着决定性作用。垂丝曼(Daniel Treisman)通过对跨国数据的分析发现,两个文化类的因素与腐败的关系最为密切:新教徒的人口比例和是否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历史经历。利普赛特和伦兹基于世界价值观数据的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中个体经济成就的动机越强,则这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也越高。古普塔(Akhil Gupta)认为,印度的腐败主要来自一种国家和社会边界不清晰的地方政治文化。文化主义看起来是比较深刻的,但依然是去政治化的,因为其把当前的腐败归罪于久远的历史传统,当前的政治状况似乎不用为腐败负主要责任。实际上按照这个逻辑,各种前现代的传统价值观都不利于反腐败,因为只有现代化的政治价值观才要求做到“公-私”界限分明。因此,如果仅仅把腐败归因于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虽然可能是对的,但并不利于从当下政治现实的角度来思考腐败问题。

  

   3.理性选择的个人主义

  

   理性选择与文化主义针锋相对,强调当下的制度规则对个体行为选择的决定作用,其信奉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面对同样的规则时,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所做出的行为选择是类似的。虽然理性选择理论对人性的假设比较简单,这一点经常被文化论者所诟病,但其对许多政治行为的分析都特别有解释力,腐败行为也不例外。克里特加德关于腐败的著名公式就体现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腐败=自由裁量权+垄断-责任性,即腐败等于自由裁量权加上对权力的垄断,再减去对权力负责的程度。按照这个逻辑进行推理,个人是否选择腐败实际上等于在权衡腐败带来的收益(自由裁量权+垄断)和被惩罚所要付出的成本(责任性),其中价值观和文化的影响被忽略不计了。理性选择的个人主义之所以是去政治化的,主要是由于其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这决定了理性选择视角的腐败研究本质上是非制度主义的,因为其认为个体做出腐败的行为选择遵从的是一种“结果性逻辑”,而制度主义的视角认为个体的行为选择遵从的是“恰适性逻辑”。腐败之所以会发生,可能不是由于个体对于后果的成本-收益分析,而是因为其所处的环境中大多数人都腐败,腐败本身成了一种非正式的惯例和行为规范。后者其实更符合政治腐败的情形,因为腐败一旦上升到政治层面就会变得高度制度化,是既定的政治游戏规则决定了腐败,而不是个人的铤而走险。

  

   4.道德-心理主义

  

   道德-心理论可以说是文化论的一个子类型,但其实又完全不同。文化论强调历史传统、社会规范等宏观要素的影响,而真正的道德-心理论者则强调个体化的微妙心理过程。笔者曾经阅读检察院关于行贿受贿的谈话笔录,发现无论是行贿者还是受贿者都处在一种道德紧张之中,因此行贿受贿双方会采取种种策略使其觉得贿赂行为合乎道德,从而减轻行动者的“罪感”,笔者将这种行为称为行动者的“自我道德化”。Hasty在加纳做的关于腐败的人类学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机制,虽然公共话语中一致反对腐败,但在社会实践中,腐败有着深厚的道德和心理基础,从最简单的方面来说,腐败的实践过程是“愉悦”的,而并不是想象中的贪婪和自私等不道德活动的展开。道德-心理主义之所以是去政治化的,理由与理性选择的个体主义相类似,只不过后者高度简化了个人理性,而前者将“理性”的范围更加扩展开来,包括了更加复杂的心理因素。虽然其丰富和补充了理性选择主义的不足,但是其分析的出发点依然是个人化的动机,而不是一定时空下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更进一步说,道德-心理主义由于把腐败的根源归因于个体化的心理活动,实际上还可以为当前的政治脱罪。

  

找回腐败的政治性含义:制度化与嵌入性


   在总结和归纳了种种去政治化的腐败研究之后,接下来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就是重新界定腐败概念中的政治性含义。我们认为政治腐败最核心的特征有三个:第一,从行为主体的角度来看,政治腐败的主体不是行政官僚,而是掌握政治权力的政客;第二,从行为性质的角度来看,政治腐败是一种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腐败,不是零敲碎打偶然发生的越轨行为;第三,从行为的后果来看,政治腐败的复杂性体现在其对正常政治的高度嵌入性,模糊了好政治和坏政治的边界。

  

   1.政客的权力游戏

  

   政治腐败首先被用以区别另外一种类型的腐败——官僚腐败,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行为主体上。政治腐败是政客们的权力游戏,他们或者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攫取新的利益,或者巩固自己已有的利益,而官僚腐败指的是在行政领域中技术官僚们以权谋私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力被异化为巩固政客个人或者小集团利益的工具,偏离了维护公共利益的初衷。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许多议会中出现的“猪肉桶政治”(pork-barrel politics)。这个概念用以形容议员们在分配预算的时候,就像在抢猪肉桶中的猪肉一样。在政治学中,猪肉桶政治被定义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选区服务,通过该服务,议员所在的地理选区可以从公共工程项目的分配中受益。”在议会政治中,议员会为自己的选区提供服务谋取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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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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