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云鬯:民族志与原住民电影:彼此交融的社会实践

挑选字号:   本文共阅览 28 次 更新时刻:2019-06-22 23: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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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鬯  

   内容提要:民族志电影和原住民电影虽然在概念层面存在差异,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它们之间并不需求划出清晰的边界。二者的联络是彼此容纳的,应该被放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语境下进行考量。作为互为交融的双面,它们一起反映了对表征危机及人类学表征合法性的反思。一起,民族志和原住民电影也一起折射出由阿尔弗雷德·杰尔(Alfred Gell)所提出的指示符号和一种使得能动者之间频频互动的杂乱媒体效应。

   关 键 词:民族志电影  原住民电影  媒体人类学  表征危机  参加式电影

  

   民族志电影(ethnographic film)和原住民电影(indigenous film)在多大程度上相容或相对立?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一向无法给出“一刀切”的答案。整体而言,它们是互为容纳的联络,但这一定论并不是将两个独立事物进行简略比较所得出的成果,而是依据对这两个概念底子界说的评论之上。

   在一个较为机械的层面来看,民族志电影能够被界说为由人类学家制造的电影,他们把电影制造作为一种民族志研讨的首要方法。①这些电影在底子上把与现代国际有所往来的原住民或居住在悠远区域的人表征为研讨目标,首要在人类学讲堂和民族志电影节流转,或作为某些当地性常识经过电视媒体向一般民众广播。而原住民电影的界说则并不相同。依据菲·金斯博格(Faye Ginsberg)的一系列著作所述,②它们是由原住民自己制造的电影,经过原住民自己的媒体渠道进行传达,并常常被以为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标志和关于现存的由西方树立的控制次序的一种回应。从这一视点来看,这两个概念看起来是有一起点的,但这个一起点之间又存在着一些抵触:两者一方面皆重视一般含义上处于现代社会以外的人群。但民族志电影在某种含义上来说是在“剥削”(exploiting)原住民,而这些原住民则用自己制造的著作经过“自我表征”(self-representation)对其进行回应。③但是民族志电影和原住民电影之间的联络并不是原封不动的,而跟着二者间联络的改动,对这两个概念的了解也无法限于这种简略的方法之中。

  

   一、界说的窘境

  

   虽然民族志电影和原住民电影不该被看作是两个全然相同或全然不同的事物,但一些如卡尔·G.海德(Karl G.Heider)和杰伊·鲁比(Jay Ruby)的学者把民族志电影和原住民电影进行了一般含义上的分类,把它们别离看作两种不同的电影品种(genres)。由此,他们理直气壮地提出了好些界说和规矩。虽然海德具体地评论了民族志电影的界说是可变的,他依然坚持以为是“民族志性”(ethnographicness)决议了一部电影是不是民族志电影,而“民族志性”则很大程度上由民族志的特征所决议,被规范在了一种极点的人类学学科视界之中。④一起,他着重,关于民族志电影来说,“民族志有必要优先于电影的制造,假如民族志的需求与电影摄制的需求产生了抵触,民族志有必要获得优先权”⑤。依据这一态度,海德评论了在他所界说的该范畴内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他们的电影前史及制造进程。与此相似,鲁比也十分忧虑人类学常识退化成一种浅薄的方法和了解,在一般的电影中被乱用。因此,经过在民族志电影和其他类型的电影之间“划分界限”,他关于保卫民族志电影这件工作采纳了一个十分严厉的态度。⑥在十余年后,鲁比和德灵顿(Matthew Durington)在议论民族志电影时虽然供认民族志电影的外延和内在均宽广而不宜界说,他们以新近视觉人类学史为蓝本的举例证明则显示出鲁比自己的观念并未就十多年前有底子的改动。⑦整体而言,海德和鲁比都把民族志电影看作由人类学家制造,用来表征原住民及悠远人群的著作,关于它们的点评应当有一个人类学含义上“愈加民族志”的预设。

   但是,自“表征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这个提法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以来,关于表征“他者”的合法性被重复地质疑,特别是出现了原住民开端经过新式的媒体技能为自己发声的重要事情。这一民族志电影的对立面一般被称为原住民电影,它们由之前的“被摄者”“他者”出于不同的原因制造出来,比方政治权益或文明维护。菲·金斯博格是最热衷于亲自参加原住民电影的制造及研讨中的人类学家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初,她就一向在对这一论题进行评论,并在她的文章《原住民媒体:浮士德的契约仍是全球村?》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在这篇文章里她指出,经过原住民媒体所体现的原住民文明与全球化的进程休戚相关,人类学家不该该对西方与非西方国际里不断改动的“媒体景象”⑧变得麻痹。相反,跟着前言人类学这一概念登上前史舞台,他们应当有才能去剖析其时最新的、最明显的转向,例如原住民的自我表征和自我意识。此外,这种剖析的切入点应当是很有张力的,因为它树立在一种现象学含义的社会语境的根底之上。⑨她在其他文章中还提出了原住民电影对民族志电影表征他者的合法性的冲击和应战,其间,一些人类学家忧虑原住民电影会让他们失掉代表“文明的他者”的威望位置,金斯博格则直接反击了他们的忧虑。⑩因为金斯博格的理论在该范畴十分重要,本文在这以后的评论中会回到她的理论上,特别是她关于原住民电影的态度上。

  

   二、作为转折点的澳大利亚原住民研讨

  

   在开端评论澳大利亚原住民电影之前,需求再次声明的是:虽然关于这两个术语存在着一般性的了解,它们的界说却存在着紊乱。“紊乱”一词,在这里指它们之间的界限并非肯定清楚,因此咱们不能把它们置于非此即彼的地步。由此,简短地回忆民族志电影的前史是必要的,因为这段前史也是原住民媒体诞生的前史条件。尔后,一些人类学家在进行澳大利亚原住民媒体的研讨中所提出的重要观念也会得到整理。

   跟着视觉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70年代的鼓起,关于民族志电影的研讨也变得越来越盛行。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敞开“群众媒体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ass media)(11)和原住民媒体的评论从前,民族志电影一向独占着人类学学科中关于视觉研讨的范畴。虽然视觉人类学从未成为过由白纸黑字所主导的人类学界的干流,其自身的前史则的确成功引发了开创性的问题。在此仅罗列一些重要人物和他们的研讨志向:玛格丽特·米德(Margret Mead)和格里高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探究了用拍照和摄像替代手写的郊野笔记的或许;(12)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13)和提摩西·阿什(Timothy Asch)(14)尝试用录像带在人类学讲堂作为教育资料;让·鲁什(Jean Rouch)(15)和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ner)(16)别离在具有试验性质的电影制造进程中采纳了极具个人风格的方法;大卫·马度格(David MacDougall)在近四十年都是民族志电影的领军人物,制造了上百部电影的一起还坚持对它们进行写作。虽然在民族志电影的制造这一论题上,这些值得尊敬的前驱们有着不同的见地甚至抵触,他们一起的尽力却在人类学界建立起了一个前沿地带,并提出了各种严厉的问题:人类学家该怎么表征他们的研讨目标?人类学家是否有资历去议论他们所表征的目标?简而言之,他们不断把自己的著作放置在一种自我反思中,以回应在表征危机中对人类学这一学科连绵不断的攻讦。但是,除了鲁什和马度格以外(前者对一种“同享的人类学”进行探究,这一概念意味着电影是电影制造者和拍照目标友谊的标志,它假定电影的观众便是被摄者自身;而后者的许多试验都重视着民族志电影和当地社会之间的联络),这些闪烁着对人类学以批判性考虑的问题却很少重视到一个愈加底子的层面,即经由人类学家的镜头而被表征的人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假如他们有摄像机,他们自己会怎么表征自己?当人类学家的研讨目标开端经过机器表征自己时,人类学家又应当把自己置于何种态度?当此刻,人类学界被原住民自身所采纳的这种行为所招引,“原住民媒体”的概念应运而生。

   “原住民电影”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原住民媒体”有关。在媒体人类学的语境中,原住民媒体重视当地人怎么运用群众传媒来作为一种自我表征的东西、一种政治活动的兵器以及一种记载共同原生性的档案。这品种型的项目和媒体包含了20世纪70年代的“纳瓦霍方案”(Navaio Project)和加拿大原住民电视台,以及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中部出现的原住民媒体。(17)澳大利亚中部的比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在视觉人类学和媒体人类学范畴的领军人类学家,如菲·金斯博格、大卫·马度格(David MacDougall)、埃里克·迈克尔斯(Eric Michaels)和弗莱德·迈耶斯(Fred Myers),都在同一时刻在该区域做研讨,也几乎在同一时刻撰文描绘当地社会和西方社会之间的彼此联络,如前者是怎么经过当地新涌现出的原住民媒体向后者寻求对话的。这些人类学家有一个底子的一致,即包含了原住民电视、电影甚至艺术在内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媒体,都反映了人类学研讨中的一个转折点:从一种表征他者的研讨范式转向一种人类学家和原住民更为相等、可沟通的方法。但是,他们的评论侧重点有所不同。比方说,金斯博格在前言自身的开展上更感爱好,把自己的评论置于前史的语境之中。她以为,在前史的语境下,发作了一种在愈加根底层面的以及技能层面的革新,这种革新是全球化的标志。她的论说可视为一种“沟通论”,着重西方人与非西方他者之间的互动。对立的是,这些互动行为均指向一对压抑和反抗联络。关于原住民来说,那些在澳洲大陆上广泛传达的、占主导位置的文明产品关于他们本地的文明实践而言是一种要挟。但是也正是一种西式风格的传达方法影响了原住民媒体的诞生,启示了当地人去用新的技能来与外界沟通。

   假如说金斯博格着重的是一种一般含义上的原住民媒体的运作方法及它们的重要性,那么埃里克·迈克尔斯和弗雷德·迈耶斯则愈加重视原住民媒体的细节及特征。迈克尔斯在他的陈述《电视的原住民创造》中指出,澳大利亚本地人所拍来的东西是有政治意图的,包含了让西方人感爱好的文明目标,因为它们便是用来沟通和自我出现的。更重要的是,他信任原住民所了解的关于“欧式偏好”的幻想根植于民族志电影之中:

   当悠远的尤埃杜木(Yuendumu)敞开电视项目时,我想,咱们期待着当地人会有意地去录制某些让欧洲人感爱好的关于他们日子的方方面面,比方庆典和其他传统活动,也或许会是一些家庭电影。把本地的媒体作为一种文明维护的手法和教育小孩的东西在这个项意图前期的确是当地的爱好地点。或许这部分因为他们知道欧洲人对民族志电影拍照目标是感爱好的。(18)

迈耶斯也在他的文章中表达过相似的观念。他从前指出,原住民艺术家更倾向于出产符合在西方艺术圈有着更高承受程度美学规范的著作。在这个现象的背面存在着一个更为巨大的全球商场,原住民艺术被卷进其间,并成为商品化的成果。一起,他还以为这一进程关于当地人来说是一种自我认同和从头幻想原住民文明自身的方法。比方说,原住民绘画的媒材阅历着改动,这能够被看作是一种在供应和需求联络的推进下一种技能革新的成果。换言之,这些一开端把木雕和丙烯绘画用作典礼和其他文明实践的本乡艺术家们,改动了自己,在画布上作画,而这些绘画则成为一种“纯艺术”,能够在全球艺术商场中被标价了。(19)而除开在原住民身上发作的这些现象层面的改动外,迈克尔斯和迈耶斯也深入认识到这些改动标志着本地族群自我认同的提高,甚至对人类学自身也有着批判性的启示。从他们的观念动身可得知,(点击此处阅览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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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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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历: 《民族艺术》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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