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中国的“民族”与“边疆”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 次 更新时间:2019-06-23 23: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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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 (进入专栏)  

   以今日的观念论,中国现在的“民族”与“边疆”问题大体是联系在一起的。惯常使用的缩略语“老少边穷”,即是人们印象中二者存在紧密关系的显例。不过,认真追究,这样的观念看似有着历史文化的凭借,也在先验地接受了相关概念的前提下描述了现状,实际上却大有可议。要想重新考究和恰当理解诸如此类的概念及其来龙去脉,至少应当遵循下列准则:其一,回到“无”的境界,理解没有后来集合概念、或是虽有却形同实异之时的思维及行事。其二,把握“有”的发生及其衍化,寻绎相关集合概念的渊源流变,以及与所指事物是否契合。其三,不以中、东、西学的概念作翻译对应式解读,尤其不要用后来形成的概念作为关键词去上溯,找寻典籍中似曾相识、实则意涵各异的词汇,而要回到各自的语境理解各自的概念,以及在传播过程中由格义附会导致的变异。其四,随时随地充分自觉作为方便名词的不得不用和作为关键概念的慎用之间的联系与分别。缺少这些认识和意识,很难讨论相关问题,或是勉强讨论,却只能各说各话,无法交集。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且始终保持高度自觉,看似轻而易举,其实是对学人智慧见识的极大考验。

  

  

   一、中国民族与边疆问题的观念与实事

  

   现行的观念及行事,使得民族与边疆具有特殊的关联性。一般而言,谈及民族问题并不包含汉族,而是专指少数民族。而大体上少数民族处于边远地区,边疆地带尤多。民族自治区多在边疆,民族多的省份亦主要位于边疆。

   确切地说,通常所谓“民族”与“边疆”,是以外来后出观念组装原来固有事物的典型,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在性。用汉族、少数民族的概念指称中国当时以及历史上的不同人群,始于清季即辛亥时期。这是迄今为止各国学人理解最难,抵触最大也最普遍的问题之一①。现行的民族划分及其指称,即中国人由统一的汉族和一定数目分立的少数民族构成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共同体,虽然不乏历史文化的渊源和凭借,主要却是晚清以来受东西方各种民族主义思想以及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影响的结果,与中国历史上以文化论族属的实情相去甚远。少数民族的划分、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分别与联系,等等,大都是近代以来套用后出外来的观念架构倒着建构起来。认真考究,关于少数民族的识别与划分异议不少,未必能够如实恰当地反映历史源流和近代观念变迁的史事,其中许多被认定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分合聚散,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有时甚至专门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学人也觉得莫名所以。时至今日,这些纠葛仍是剪不断理还乱。汉族更是从来未经识别,就似乎不言而喻地加以笼统认定。凡此种种,归根到底都是清季以来汉族意识不断强化的延续和体现。

   中国本来没有民族观念,只有文物异同。晚清以来,在西潮的裹胁之下,民族主义、民族学以及相关的人种学、人类学等等思想学说,由欧美或通过日本相继传入中国。在内忧外患频仍,民族危机刺激,社会矛盾与冲突急剧激化的背景下,通过反满宣传,民族自觉和种族意识迅猛膨胀。可是,一旦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的矛盾就立即凸显出来,在对清朝统治者和列强谋求独立的同时,也遭遇内部各族寻求自立的压力。民族统一与民族自决之间的高度紧张,迫使族属政见不同的国人重新检讨民族主义观念是否适合中国的情势,以至于在革命的进程中便提出和鼓吹五族共和,并得到广泛呼应。20世纪前半叶,在内外矛盾错综复杂而且不断激化的形势下,各种政治势力都不得不努力调适,以便既接受他们普遍以为公理并具有先进性的西来民族观念与行事,又不致与固有国情太过凿枘,以致导致国家分裂的巨大震荡。

   1949年以后,在以苏联为主导的民族学理论方法的影响下,中国大陆先后进行了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的民族识别。从1949年至1954年,识别确认了39个民族;从1954年至1964年以及从1965年至1978年底,先后确认了16个民族;从1978年至1990年,又确认基诺族为单一民族。识别的原则主要是按照斯大林所说的四个特征,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特征,缺一不可。由于四个要素与中国的情形相去甚远,参与其事者无法刻板遵守,只能结合实际,灵活运用②。不过,这样的灵活运用虽有不得已的考量,实际效果却是更加扩大了斯大林式的准则的应用范围。至于如何才能分清识别而不是制造,仍然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如今官方的识别早已终止,却遗留下来一系列令人头痛不已的棘手难题。所谓“56个民族”的历史其实不仅很短,而且变数极多。首先,民族识别活动并未在台湾实际展开,台湾原住民并不认同有所谓统一的高山族。其次,各个被认定的少数民族之间存在许多牵扯不清的纠葛,同族分立或异族混同的事例绝非个别现象。再次,一些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其区分究竟是缘于宗教信仰之异还是民族之别,历史文献显示不一,至今仍有不同意见。最后,所谓汉族内部,是否存在一些具有显著人种差异的群体,如疍民等,也不无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余地。由此可见,经过民族识别,汉与非汉的关系距离分界清晰恐怕是越来越远,而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开始阶段呈报的“少数民族”种数极多,后经大幅度压缩合并,数量减少,此后逐渐调整,又有一个从少到多的过程,至今仍是未定之数。如果严格按照民族学的准则操作,所谓少数民族恐怕远不止目前认定的数目。而这些被认定的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边际,实际上又相当模糊。

   与“民族”纯属后出概念有别,“边疆”的概念古已有之,但古今边疆的含义有地理与文化之别。就后者而言,文化边远的地方就是边疆,无论是否地处内陆,包括内地各区域的交界处,都有可能被看成是边疆,未必只有国与国的边界地区才视为边疆。近代以来日益通行的国际法,本来不过是由处理文化大体相近相似的欧洲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事务逐渐确立起来的准则,其所谓国际性,是随着殖民扩张而逐渐获得。道理与接受民族观念理论同样,为近代后发展国家认定其具有普适的先进性。其实这种“划地”的观念更加体现原始的丛林法则,与中国从来“化人”的讲究大异其趣。跳出一元化排序的进化论观念,所谓普适与先进,也在应当讨论之列。

   现在对于民族问题的事实认识的理解及法规政策的制定,都或隐或显地受到近代以来的民族观念以及民族识别的制约,至少基本取向还难以脱离超越。而遗留的大量问题以及据此制定的各种政策所引起的一系列流弊,显示出这些观念和办法未必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势。必须改变奉为教条的观念,对这一套所谓普适概念加以调整,并且不以现在为现代,不以现行为古往今来一成不变的事实,重新考察中国的民族、边疆问题的实事及其指称,探究现行的一套观念、规制如何发生和演化。首先寻求恰当贴切的理解,然后才有可能找到行之有效的应对办法。

  

   二、汉族与少数民族

  

   就历史实事而论,汉族与少数民族实际上是大体同源,融合同化程度的差异,造成了后来套用民族学观念架构的有色眼镜产生的族属分别。其实,未经民族识别就简单认定的所谓汉族,根本就不是一个民族,只是一个多种来源的人群的同化或融合体。不以汉为一族,是认识和化解中国民族难题的关键所在。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强划民族,又顾忌各民族之间的隔阂与矛盾,所以讳言历史上的同化问题。其实此举大可不必,没有同化,何来经由同化而成的所谓汉族。当然,历史上的同化,并不等于汉化,更不是后来汉族的文化与种族强制,而是通过各种途径,逐渐将众多来源各异的人群合为一体。就此而论,也可以说融合更为恰当。

   一般而言,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分别,就是同一人群的同化程度不一而已,同化程度高的,在历史上即被指称或自认为汉人;反之,则有各种不同的他指或自称。就此而论,汉族实为一“大杂种”,血缘上与其他少数民族并没有截然的分别。历史上的汉意识开始主要是被指称,而且含有贬义,后来逐渐自我认同,只是指称和认同的范围历代有别。至少到元代,依据实施统治的时间顺序划分的汉人与南人,仍未以汉作为族属的统称。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区域内,也曾出现过胡化取向,与近代的西化相近似。在近代民族主义流行的背景下,受异族统治差别待遇而萌生的自我汉意识急剧膨胀,以文化论种族变为以种族论文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重视文野之判转而强调血缘种姓,来源复杂、只有模糊笼统近似性的所谓汉人,被统一认作是汉族或以汉族自居,本来是凝聚向心力的汉,开始具有族属的排他性。

   虽然近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与种族观念的萌生关系密切,民族问题主要还是文化分别而非种族差异。以文化之别论种族之分,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文化,相反,对于其他文化同样有着很强的吸收融合力,并不以来源有别为取舍标准。细数中国的文物、宗教,大都多来自域外。尽管也有过大规模宗教冲突(其中主要还是各教之间的冲突),大体而言,儒、释、道、耶可以相安共处,在世界历史上堪称异例。尤其是唐宋以来所谓三教合流,使得中国的理性思维能力大幅度提升,所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外在的物事,而是文化的内核。朱熹等人的取珠还椟,正是尽量吸收外来文化之精华与不忘本来文化之地位的体现。至于近代以来,各种典章制度早已是西体中用。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说,并非汉族意识的体现,更不能用近代民族观念加以解释。

   汉的历史意义由被贬称斥指到自信自尊的转化,从“汉奸”的所指前后截然不同可见一斑。汉奸一词,虽然明代已经偶尔出现,普遍使用却是清代。依据现有文献提供的证据,汉奸的意涵指向本来主要是清廷用来指斥勾结内外夷人反清的汉人,开始指清中叶以前进入苗疆等地的汉人,后来则指鸦片战争时期帮助英军的华人。其时来到广东的钦差大臣惊呼“粤人皆汉奸”,并非有意污蔑全体粤人,而是惊骇于帮助英军的不少是华人。其后,随着列强侵略的加深,逐渐有转而指斥向外国出卖中国利益者的趋向。直到辛亥时期,在反满宣传中,汉奸的意思才转变成汉人概称那些帮助清朝为虎作伥的同属奸佞。而这时满人已经不再用这一名词来指称勾结内外夷人反清的汉人,主客体刚好乾坤颠倒。

   清朝满汉分治,使得汉人意识到相互之间具有共同性,又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产生广泛认同。清代遗留的民族问题绝不仅此而已。就现有认识而论,所谓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基本定型于清代;满族为保持其族性以及维系与蒙、藏的特殊关系,虽然接受中原文化,又有制度与观念的分别。如旗民分治,旗人包括满蒙汉,并非民族划分。可是差别待遇导致对清朝统治的不满,使得反满情绪高涨。同时,差别待遇一方面促进满人接受汉文化,另一方面却延缓了同化与融合的进程,共存而不相安,王朝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与冲突日益凸显,最终在民族主义的冲击下激起滔天巨澜。

   既然汉不为一族,汉与其他非汉民族的界限也就不复存在,相对于汉的所谓少数民族亦不能成立。不过,少数民族概念的形成与流变,不仅是汉人如何看待其他民族的问题。晚清民国时期,受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其他各族的自我意识也不断强化与扩张。苗、蒙、藏、回等均出现程度不同的重塑历史及族属统一的要求,实际上是希望扩张势力范围,以便扩大自身的权利。与之相应,形成相反相成的两种趋向,或是向心以争取权利地位,或是离心以要求自治独立,使得近代中国的所谓民族关系空前错综复杂。还有一些同化程度高的人士或群体,则认为强行固定族属正是一种汉族至上的偏见甚至歧视,仍然延续中国固有的融合路径。研治少数民族历史,不轻信汉人的历史记录固然有其道理,可是不假思索地相信所谓各族的记述,不能同样地疑而过,尤其是没有注意到所指的时代与所处的时代之间说法内容是否吻合,如何演变,就未免偏信则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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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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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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