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孔子弟子与先秦时期《论语》编纂探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 次 更新时间:2019-06-23 23: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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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先秦时期《论语》成书是一个“层累叠加”的过程,从公元前479年至公元前402年,经历了“初稿集结”“首次整理”、“再次整理”和“最终确定”阶段,闵子骞、冉雍、子贡、有若、子夏、子游、曾参、子张及相关孔子弟子的门人参加了不同阶段的编纂。“初稿集结”阶段由闵子骞主持,冉雍、子贡、有若辅助,形成了文本的主体。“首次整理”阶段由子贡、有若主持,子夏、子游、曾参和子张辅助,增加了追忆孔子的内容。“再次整理”阶段由曾参主持,子张、子思辅助,确定了文本的基本结构,始于《学而》,终于《尧曰》。“最终确定”阶段由子思主持,以“曾子”称曾参,以“有子”称有若,增补《季氏》篇。

   关 键 词:先秦《论语》  编纂过程  孔子弟子  The Analects in Pre-Qin  codification process  Confucius' disciples

  

   《论语》成书一直存在争议。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论语》的编纂者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此种说法只是笼统指出《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门人编纂,具体是谁没有明确提及。在此思路下,学界对具体编纂者进行了探究。如,郑玄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傅玄《傅子》云“仲弓之徒”,柳宗元《论语辩》认为“出于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和子思之徒”,程颐、朱熹认为“出于有子、曾子之门人”等。另一种看法认为《论语》最终的编定与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关联不大,主要是后人所为,如赵贞信的“文景博士编定说”[1],单承彬的“邹鲁之士编定说”[2]等。尽管这两种看法不同,但都承认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在《论语》编纂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先秦时期《论语》文本的形成,与孔子弟子有很大关系[3]。“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弟子众多,究竟哪些弟子参加了编纂,学界尚未完全定论,本文以《论语》为基础,拟对此条分缕析。

   据《孔子弟子资料汇编》记载,有姓名的孔子弟子有100人,且并不完全确定。孔子弟子虽多,但与孔子交往密切的弟子只是少数。《论语》中提到的弟子只有35人,即:颜回、闵子骞、冉伯牛、冉雍、冉有、子路、宰我、子贡、子游、子夏、子张、曾参、澹台灭明、宓子贱、原宪、公冶长、南宫括、曾点、颜路、高柴、漆雕开、公伯寮、司马耕、樊迟、有若、公西华、巫马施、申枨、琴牢、陈亢、孟懿子、孺悲、林放、子服景伯、左丘明。[4]“提到”主要分三种情况:(1)与孔子或他人互动,有问有答;(2)自说自话;(3)被提到名字。提到的次数(每一章作为一次,亦即章数)也有很大差别。最多的是子路,达40次。其他依次为:子贡38次、颜回21次、子夏20次、子张20次、冉有16次、曾参15次、子游8次、冉雍7次、樊迟6次、闵子骞5次、宰我5次、公西华5次、有若4次、南宫括3次、司马耕3次、陈亢3次、冉伯牛2次、原宪2次、高柴2次、子服景伯2次、其他14人各1次。

   从今本《论语》①来看,《论语》的主要内容大致分为四部分:一是孔子与弟子、时人的答问及其对他人的评价;二是孔子的举止形象;三是少数孔子弟子的言行举止:四是其它相关内容。按照常理推测,《论语》编纂人员如果是孔子弟子的话,那么这些弟子应该在《论语》里被提及。没有提及的弟子,无论是品德、才干还是地位、影响,应该不及被提到的弟子。比如“孔门十哲”,从曝光率比较高的子路、子贡,到出镜只有一次的冉伯牛,《论语》里都有记载。由此推知:《论语》编纂人员应该在被提及的35人②之中,其他弟子没有参加编撰。这35人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不可能参加编纂的:二是可能参加了编纂,但他们各自所起的作用不同。

  

   一、不可能参加编纂的孔子弟子辨析

  

   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编纂《论语》的目的是为了传承孔子思想,避免“圣言永灭”。据此,可以推测不能参加《论语》编纂的孔子弟子大致有以下六种情况,共27人。

   (一)先于孔子去世。《论语》成书于孔子去世之后,先于孔子去世的弟子不可能参加编纂。这种情况有5人,即颜回(公元前521年—前481年)、子路(公元前542年—前480年)、司马耕(?—公元前481年)、孟懿子(公元前531年—前481年)和冉伯牛。前四人有明确记载,都早于孔子去世。冉伯牛生于公元前544年,比孔子小7岁,去世的时间不详。“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冉子有恶疾,不可复用于世,如失之然,故孔子云尔。’”[5]此章所载应是冉伯牛临终之际的事情,由此可以推知冉伯牛极有可能先孔子而逝。

   (二)身份不明。这部分弟子多为《史记》或《孔子家语》③不能确定,虽被作为孔子弟子对待,且在《论语》里也有记载,但不可能参加编纂。符合这种情况的有左丘明、林放和琴牢。

   1.左丘明。先秦时期有两位左丘明,一位是春秋末期的鲁国人,早于孔子的贤者,不是孔子的学生;另一位是《左传》《国语》的作者。朱彝尊《孔子弟子考》将其作为孔子弟子。《论语》提到左丘明只有一处: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

   “孔子这段言语把左丘明放在自己之前,而且引以自重。”[6]此处左丘明应是早期的贤者,不是孔子的弟子。

   2.林放。《论语》中提到林放有两处,都是关于“礼”的问题。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八佾》)

   林放是否是孔子弟子存在争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对此都无记载,李啓谦依据“汉代文翁《礼殿图》有他的名字和画像”[7][8]将其列为孔子弟子,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唐代司马贞在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作的《索隐》中云:“如《文翁图》所记,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堂,俱是后人以所见增益,于今殆不可考。”[9][10]认为林放不是孔子弟子。有学者指出元人费著的《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中也没有林放。[11]《汉书·循吏传》载:“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是汉景帝时期的人,也是“最早在蜀地倡导教化的地方官员,从他开始,蜀地逐渐成为与齐鲁相媲美的文化中心”[12]。“礼”是推行教化的重要内容,“不学礼,无以立”(《季氏》),而林放问礼被孔子称为“大哉问”,文翁在《礼殿图》中增设林放画像也在情理之中。由此推知林放应该不是孔子弟子。

   3.琴牢。琴牢是春秋末期卫国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无此人,《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有其名。琴牢、琴张是否为同一人,现有资料不能确定。假定为一人,是否是孔子弟子仍存在争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乱,不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义,不犯非礼。”由此,琴张“似是孔子弟子”[13]。杨伯峻则持否定意见:“王肃伪撰之《孔子家语》说‘琴张,一名牢,字子开,亦字子张,卫人也’,尤其不可信。”[14]《论语》提到琴牢只有一处: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子罕》)此章是琴牢对孔子的回忆,作为引言人物出现。既无孔子的评价,也无与他人的互动,即便是孔子弟子,地位也不高,参加编纂的可能性不大。

   (三)难解圣人之意。编纂《论语》是为了避免“圣言永灭”,也是孔门大事,担此重任的应是弟子中居重要地位,且能够理解孔子思想的人物。反之,如果不能体察孔子思想,甚至与孔子思想相左,就不可能参加编纂。符合这种情况的有孺悲、子服景伯、公伯寮、申枨、巫马施、颜路。

   1.孺悲。《论语》提到孺悲只有一处:“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阳货》)《礼记·杂记》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鲁哀公时期是从公元前494年到公元前468年,鲁哀公派孺悲向孔子学礼,孺悲应是孔子的晚期弟子。有学者认为孔子这样对待孺悲是一种教育方式:“《孟子·告子下》说:‘教亦多术矣。子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孔子故意不接见孺悲,并且使他知道,是不是也是如此呢?”[15]此种说法有待商榷。孺悲是奉国君之命前来学“士丧礼”,这与其他弟子不同;而且,孔子自认为“自束惰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应该尽心而教,“《士丧礼》于是乎书”也间接证明了孔子的教学效果。“这是告诉孺悲并没有生病,只是不愿意接见他,也是一种‘教育方式’。真是这样吗?岂不是故意说谎?我想恐另有具体的情况和原因,不可知也矣。”[16]不管具体原因如何,孔子不见孺悲只是表达对孺悲的不满,而不是一种教育方式。再则,孺悲是奉命而学,内容单一,时间有限,学成之后必然要向国君答复。据此,孺悲不可能参加编纂。

   2.子服景伯与公伯寮。子服景伯是春秋末期的鲁国贵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均无记载,朱彝尊《孔子弟子考》依据西汉鲁峻石壁画七十二子像中有其画像将其作为孔子弟子。公伯寮是孔子的重要弟子,与子路同为季氏家臣。《论语》有两处记载:

   公伯寮想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子张》)

   第一处,子服景伯把公伯寮诽谤子路的行为告诉孔子,并想把公伯寮斩首示众,但被孔子拒绝。第二处,叔孙武叔公开宣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具实告子贡。由此可见,子服景伯没有体察孔子思想,被孔子拒绝、被子贡教诲也在情理之中。公伯寮虽为孔子重要弟子,但与孔子、子路反目,以至于子服景伯想将其杀死。由此,子服景伯和公伯寮不可能参加编纂。

   3.申枨。申枨是春秋末期鲁国人。《论语》只提到一处:“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公冶长》)一般人认为申枨符合“刚”的标准,而孔子不赞成,认为申枨欲望太多。朱熹引谢氏曰:“刚与欲正相反。能胜物之谓刚,故常伸于万物之上;为物掩之谓欲,故常屈于万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无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见也。枨之欲不可知,其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为刚,然不知此其所以为欲尔。”[17]孔子从内心并不赞同申枨,况且,在孔子弟子中地位并不高。据此,申枨参加编纂的可能性极小。

4.巫马施。巫马施生于公元前521年,小孔子30岁,《孔子家语》作巫马期。《韩诗外传》载:“子贱治单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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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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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梦学刊》2018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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